【我亲历的巨变】科学的春天
【寄语改革开放40年】四十不惑。我们的祖国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阔步迈进,作为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,科技创新责无旁贷,科技人员唯有撸起袖子加油干,才能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!——王笃金
【我亲历的巨变】科学的春天
1978年3月,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。中科院第一任院长郭沫若以诗人的豪情预言:科学的春天来了!
远在千里之外,山东诸城县吕标公社董家崖头村,小学生王笃金也感受到了这股春风:同学们纷纷给陈景润叔叔写信,表达长大后要当科学家的决心。
40年后,身为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的王笃金已梦想成真。他的圆梦之路,也见证了“科学的春天”从预言到现实。
“1978年恢复高考,我们村有几个‘老三届’参加考试,还来跟我借三角尺、橡皮、铅笔,结果都没考上。”王笃金记得,第二年他大哥参加高考,被山东冶金工业学院录取,成为改革开放后全村第一个大学生。两年后,二哥又考上了山东师范大学。老王家出了俩大学生!
可王笃金,差点连高中都错过了。
“那个年代,初中毕业生上中专,主管部门对学校有奖励,所以成绩好的学生常常被选拔参加中专考试,我在全公社考了第一名,学校直接替我报了中专志愿。”王笃金的父亲希望老三也能上大学,让放暑假回家的二哥骑着自行车驮着王笃金跑到公社教育组,偷偷把志愿表给改了。
这下可闯了祸,因为“破坏招生工作”,王笃金被取消了录取资格,只好回家跟着父亲种地。半年后,县里总结中考工作,想起这事,被“漏掉”的王笃金才被诸城一中的老师找回了学校。
因为家里困难,为节省学费,王笃金高二就参加了高考,一举考到了山东大学。本科读完读硕士,硕士读完又考到北京大学读博士,博士毕业到中科院化学所做博士后,求学的路上一马平川。
博士后出站后何去何从?王笃金面临抉择。当时班里27个同学,有20个都出国了,只有7个留在国内。1997年,中科院化学所有十几个博士后出站,最后只有两个人留在国内。
科学的春天,仍未真正到来。
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,脑体倒挂现象严重,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: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。从科学界传来的消息常常令人扼腕:蒋筑英、罗健夫、张广厚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积劳成疾英年早逝,许多老科学家、老院士甚至到了申请生活困难补贴的程度。
“我做博士后时,月工资800多元,导师徐端夫月薪也只有1500元左右,而当时北京开面的的司机师傅一个月都能挣两三千元。”王笃金说。而他在国外做博士后的同学,月薪能达到2000美元。
博士后出站前,王笃金也联系好了出国,但徐端夫老师劝他留下。由于“文革”导致人才断层,那时国家的科技人才青黄不接。“现在正是用人之际,留下来,会有更多发展机遇!”
王笃金留了下来,参与到导师的项目中去。
1994年,中科院开始实施“百人计划”,给每位入选者200万元经费支持;1998年,支持科技创新的“知识创新工程”实施……随着科技投入逐年增加,中国在改革中加速发展,科研人员承担的大项目也越来越多。
2007年8月,次贷危机席卷美国、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,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开始明显缩减,而中国抓住机遇,持续加大科技投入。
“从2008年到2018年,科研经费投入以每年15%到20%的速度增长。与国外同行交流时,能明显感觉到他们的羡慕之情。”对这一点,负责化学所科研经费管理的王笃金印象深刻。
科学的春天终于来了!
随着投入的持续增加,国内的科研水平奋起直追,一些领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,有的甚至开始领跑。美国、德国、英国、西班牙、意大利……外国学者开始申请到中国做博士后、访问学者,王笃金课题组陆续接受了来自德国、英国、法国等国家的博士后和访问学者。由于合作研究成果丰硕,一位西班牙教授在王笃金课题组连续做了两期访问学者,今年还合作承担了欧盟的H2020研究和创新人才交流项目、中国基金委的重点国际合作项目和科技部的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。
“以前中国举办国际会议,想邀请有影响力的专家都要靠关系。现在,外国专家报名人数太多,我们还要进行筛选。”说到这儿,王笃金笑了。当年选择留在国内从事科研的同学,都已成为各自领域里的领军人物。那些当年选择出国的同学想回来,已经难以找到理想的位置了。
2015年10月1日,修订后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正式施行,规定科研工作者可以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中获取不低于50%的奖励。
又是一声春雷!
“我们所里一个课题组,拿到了1250万元的现金奖励和1250万元的股权奖励,如果公司上市,课题组里肯定有亿万富翁。”王笃金的笑容中透着自豪。
如今,51岁的王笃金担任化学所党委书记、副所长,白天忙着科研管理和所里的行政事务;晚上、周末和节假日,都被他用来从事科研工作,从不懈怠。
“现在才是真正的科学的春天——充足的项目支持,优越的科研条件平台。科技工作者只担心自己的科研工作干不好,需要撸起袖子加油干!”王笃金说。
来源:北京日报 记者:于丽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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